嚴飛
討論了社會時鐘如何影響我們的人生選擇。我們繼續回到工作這個話題，但是從一個更加深刻的角度，那就是探討工作的意義。
近幾年來，當我們談論到工作時，都會忍不住提起一個關鍵字——“卷”。許多人一邊反感學習和工作中無止盡的內卷，一邊自己也在“卷”，害怕一旦停下，就會面臨隨時被淘汰的命運。
如今，人工智能愈發普及，我們曾經憧憬AI可以代替人們做一些無意義內卷的工作，但現在，在AI的協助下，很多人依舊越來越忙碌。那麼，這些忙碌的工作，真的為人們和社會創造出了更多的價值嗎？
我們就通過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狗屁工作”理論，一起看看人們為什麼會從事無意義的工作，以及如何從這種循環中解脫出來。
工作的異化演變
面對現代人對工作的困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犀利地指出，很多人把整個工作生涯都花在了他們認為不必要的事情上，這就成為了一種“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這個詞可能聽起來有些粗俗，實際上，它來自于大衛·格雷伯的專著《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的英文名叫做“Bullshit Jobs”，直譯過來成了“狗屁工作”。
格雷伯所謂的“狗屁工作”，指的是一種毫無意義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事務，連做這件事的人都無法證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卻還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有意義。在格雷伯看來，這樣的“狗屁工作”佔據了人們工作的一半以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咱們回顧一下“工作”的歷史演變與異化過程。
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以前，那時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浪潮幾乎席捲全球，重塑了人類的勞動形態。人們對於財富的追求近乎瘋狂，工廠生產變得愈發機械化，工人們不斷催促自己，仿佛只有持續不斷地勞作，才能獲取更多的物質回報。
於是，流水線上的勞動者們，如同齒輪般日復一日地在重複著單調的工作，逐漸喪失了作為完整人的體驗。這些工人的肢體動作不再由自我掌控，而是被機器的節奏所支配，於是，一種深刻的異化感悄然滋長。
與此同時，組織運作的制度性框架也在悄然發生轉變。傳統社會中依賴個人魅力或長老權威的行為準則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系統化、組織化、層級化的科層制運作模式。在科層制的金字塔結構中，每個人僅需專注於自己的狹窄分工，像龐大機器中的一個零件一般，處理著無窮無盡的文件和指令。
按理說，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人們本應從高度異化的工作中得到某種解放，獲得更多享受生活、追求自我實現的時間和空間。
比如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就曾做出一個令人嚮往的預言。他認為：到20世紀末，隨著機器自動化的高度發展，人類將擺脫大部分毫無價值的勞動，一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便能解放出大量自由時間，去探索生活的樂趣、追尋心靈的夢想。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願景啊！然而，現實的發展軌跡卻與凱恩斯的美好預測背道而馳，甚至形成了某種諷刺性的反轉。自動化生產非但沒有為人類帶來預期中的輕鬆與優越，反而滋生了一種深刻的焦慮——人們對被機器替代的恐懼感如影隨形。很多人的工作時間不但沒有縮短，反而在無形中被延長了。“996工作制”在某些企業成為了一種扭曲的“榮譽徽章”，“自願加班”儼然變成了某些職場人的日常。
現代工作的悖論
這就帶來了一個深刻的悖論。
一方面，大多數人的尊嚴感、自我價值感與成就感，仿佛都與工作身份緊密相連。失業會給心理帶來沉重的打擊，許多失業者發現，逃離工作並不如想像般輕鬆自由，反而加重了焦慮感與意義缺失，宛如一場人生危機。
然而，矛盾的是，許多人又深深憎恨著自己的工作。他們敏銳地感知到，自己每天所忙碌的事務，不僅沒有創造相應的社會價值，反而在悄然消磨著內心的活力，壓抑著創造力與情緒。這種矛盾的感受無法公開討論，也無法敞開心扉分享，最終導致一種集體的沉默絕望。
面對這種現象，格雷伯敏銳地指出，20世紀後，工作反而轉變為一種更深刻的自我規訓與自我犧牲形式。無論身處哪個社會階層，人們都容易陷入永不停歇的工作漩渦中，仿佛停下來就是一種道德缺失或社會罪過。
比如，你可能會注意到一個有趣的文化轉變：過去，人們會欣賞文學影視作品中上流社會的悠閒生活故事，那些浪漫不羈的花花公子形象，曾經是大蕭條時期窮人們的精神消遣與嚮往。而在當代，人們更熱衷於那些擁有超人般工作能力的企業家傳奇。甚至連皇室成員都被期待保持極為緊湊的公務日程，仿佛忙碌本身已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徵。
這種工作倫理的扭曲，恰恰為“狗屁工作”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毫無意義的勞動獲得了某種道德上的合理性。
但想想看，每天耗費8小時甚至更多時間來處理的那些事務，真的讓人感到充實和有意義嗎？還是僅僅是為了賺錢生存和滿足社會期望而進行的一種表演呢？
打開摩天輪的座艙
面對這種悖論，人們應該怎麼辦？讓我用一個比喻來描述人們的處境。
我曾想像，現代人都像被困在摩天輪座艙裡的乘客，被迫按照預設的軌跡勻速運轉，依靠慣性完成每天的規定動作。比如，白天循規蹈矩地工作，夜晚被焦慮和思緒困擾而難以入眠。一旦摩天輪啟動，人們似乎就失去了停下來的選擇權和可能性。加班、熬夜、日復一日的生活軌跡，身心疲憊甚至倦怠，這些都成為了生活的常態，而人們卻麻木地接受著。
城市的摩天輪隱喻著社會齒輪的不停轉動，任何人一旦試圖停下，都面臨著被整個系統拋棄的風險。於是，人們寧願蜷縮在封閉的小小座艙裡，安全卻不自由。即使是那些看似成功的年輕人，獲得了理想的工作和豐厚的薪資，內心可能依然充滿惶恐和迷茫。他們會私下裡擔憂，我究竟擁有什麼真正的、不可替代的能力？我究竟哪裡比AI強了？AI是不是隨時可以替代我、完成我的工作？
你看，這正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悖論：人們渴望通過工作證明自我價值，卻又深感工作本身可能毫無價值。人們在追求意義的過程中，反而陷入了一種結構性的無意義之中。
這時候，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隨之浮現：人們能否打破這種封閉的循環？是否可能打開摩天輪的座艙，重獲自由與意義？
在我看來，要打開摩天輪的座艙，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深層次的社會學反思。
首先，我們要理解，“狗屁工作”的氾濫絕非偶然，而是現代社會組織結構的必然產物。在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中，很多工作的存在不完全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更好地維持組織的運轉。比如某些溝通、協調類的工作，恰恰就是維持這種運轉的重要齒輪，這麼看，它至少提供了某種穩定感和社會認同。
其次，在認同“狗屁工作”同樣具有一定社會價值的前提下，人們需要去積極應對。很多人痛苦的源泉並非工作本身，而是工作的無意義性。如果能在勞動中體驗到意義與價值，即使辛苦，也能感受到某種存在的充實感。
比如，有些人會努力重拾對工作的主導權，尋找其中可能被忽視的意義成分。也許一份表面上毫無意義的文書工作，也能通過微小的改變為他人帶來積極影響。
因此，反抗無意義的工作，不僅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條件，更是為了重新定義，什麼是有價值的人生和生活。
作為有思想、有情感的個體，人類的時間本身就具有價值，人們需要被尊重、欣賞和滋養。在這個帶有隱喻色彩的“摩天輪”中，已有一部分清醒者開始反思自己在系統中的位置，勇敢地重新審視什麼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麼又是可以放棄的，開始嘗試從這種異化的生活中掙脫出來。
總結
好，讓我們總結一下。
大衛·格雷伯提出的“狗屁工作”這一概念，就是指那些完全沒有意義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從工業時代的工作異化，到現代社會中工作與生活的矛盾，很多人一邊渴望通過工作獲得身份認同和價值感，一邊卻又痛恨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仿佛陷入了一種悖論。
在當代，人們需要重新審視工作的本質，即便許多工作內容是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也無需為此感到羞愧，而應共同尋找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重建工作與生活的新平衡。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人，努力探尋工作中的獨特價值，勇敢打開摩天輪座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