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股東大會上，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關稅的。
針對貿易逆差，巴菲特在2003年就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相當於關稅替代品的進出口憑證，在巴菲特看來這是痛苦最小的方案。
有人問了這個問題，巴菲特做了解答，我還找到了以前的資料，貿易逆差的本質還是美國人的揮霍無度。
看完就能知道，巴菲特確實高瞻遠矚，2003年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並預見了關稅的弊端，他給出的答案有點複雜，畢竟宏觀問題從來就不簡單。
但老巴的話不難理解，閒話少敘，讓我們一起學習哈。
股東問：
沃倫，在2003年你接受《財富》雜誌採訪時，曾提出通過進口憑證來限制貿易逆差，並指出這些進口憑證本質上等同於關稅。
但你最近又稱關稅是一種“經濟戰爭行為”。請問你的貿易壁壘觀點發生變化了嗎？還是你認為兩者本質上是不同的？
巴菲特：
是的，進口憑證確實有別于傳統關稅。它的出發點是讓出口與進口保持大致平衡，避免我們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失控。
當時這套方案還包含了一些條款，想幫那些當時被稱作“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加快一點發展——考慮的東西挺多，但核心目的其實就一句話：別讓貿易失衡拖累大家的長期成長。
我一直認為，貿易平衡是件好事。越平衡，對世界越好。
像可哥種植在迦納、咖啡在哥倫比亞等等，都有各自的比較優勢。
美國其實也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起初幾乎就是個純農業國家，250年前，我們出口的主要是煙草和棉花，一步步才變成工業國家的。
而我不想看到的，是我們靠積累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把我們自己推向一個背上越來越多債務的局面。
我當年搞的那個進口憑證方案，查理覺得有點太複雜了，他說這玩意兒像是魯布·戈德堡機器，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聽過這名字（笑）。確實是有點花俏，但我個人覺得，它比我們現在討論的那些方案要靠譜得多。
當然，貿易可以變成一種武器，而它引發的態度變化，有時候比政策本身還危險。
我那套進口憑證的想法，最後當然也沒能推行。我們手頭好像還有幾份影本？不過需求不大啦（笑）。如果誰真的想看看，寫封信到辦公室我們可以寄給你。
但重點不在那紙檔上。重點是，別把貿易當成武器來使用。
美國從250年前一無所有，走到今天——這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沒有先例。依我看，當世界上的75億人對你心存不滿，而3億人還在對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這顯然既不正確也不明智。
世界其他地方越繁榮，我們自己會越安全，我們的孩子們也會更有保障。——不過你也別指望我的這個理論哪天能跟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並列（笑）。
關於今年這個問題裡，巴菲特2003年給財富雜誌的撰文，我也找到了原文，如下：
"揮霍島"與"節儉島"的寓言：
為了解釋原因，請想像兩個孤島，面積相等，一個叫揮霍島，一個叫節儉島。
這兩個島上唯一的資本是土地，居民生活簡單，只生產需要的食物，他們每天工作8小時，每個人的生產都正好夠自己吃的。
很長一段時間，兩個島上的人都這樣自給自足地生活。
後來，節儉島的勤勞居民決定儲蓄，他們開始每天工作16小時。
用其中8小時生產的食物維持生活，剩下的等量食物出口給揮霍島。
揮霍島的居民對此興奮不已，因為他們現在不用幹活也能吃得跟以前一樣好。
當然，這是有代價的，但對揮霍島的人意識不到，因為節儉島的人只想要揮霍島的債券作為交換。
隨著時間推移，節儉島積累了大量這種債券，這些債券本質上是在揮霍島未來產出的債權。
揮霍島有幾個評論家，看出了問題，他們預見到，揮霍島人要想既吃飽飯，又能還的起債，總會有人要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但揮霍島的居民根本不想聽這些喪氣話。與此同時，節儉島的人開始緊張起來，他們問自己：
一個懶人島嶼的欠條，到底有多大價值？
於是，節儉島改變了策略，他們繼續持有一些債券，但慢慢把大部分債券賣給揮霍島居民，換成揮霍幣，然後用這些錢買揮霍島的土地。
最終，節儉島擁有了整個揮霍島。
這時，揮霍島人面臨一個殘酷的現實，他們不僅得恢復每天8小時工作來吃飯，還得額外工作來還債、支付土地租金。
因為他們已經沒東西可交易了，至此揮霍島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已經被殖民，用的是交易而非征服的方式。
當然，有人會說，揮霍島未來還的債，其現值等於節儉島最初的產出，因此雙方交易是公平的。
但由於一代揮霍島人享受了免費午餐，而後代得永遠為此買單，用經濟學的話說，這存在嚴重的“代際不公”。
想想一個家庭：假設我能讓一生消費都用欠條買單，而這些欠條由我的後代用商品、服務和利息償還。
這種情況可能被視為：巴菲特家族與債權人之間的公平交易。
但我之後的幾代家族成員，恐怕不會為這筆交易鼓掌，甚至可能會試圖賴帳。
再想想那兩個島，揮霍島政府遲早會面對越來越大的債務償還壓力，會選擇大通脹的政策，也就是發行更多揮霍幣，稀釋每張揮霍幣的價值。
畢竟，政府會想，那些煩心的揮霍債券只是還特定數量揮霍幣，不是特定價值的揮霍幣。
簡言之，讓揮霍幣貶值，能減輕島上的財政痛苦。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我是節儉島居民，我會選擇直接擁有揮霍島的土地，而不是持有島上政府的債券。
大多數政府覺得稀釋外國人持有的債權的購買力，比沒收這些財產要容易點，偷竊總比強搶好聽點！
說了這麼多小島間的事情，那麼這些事與美國之間究竟有何干係呢?
簡而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直到1970年代初的這段時間裡，我們一直是按勤儉島的方式辛勤工作，通常情況下我們出口的產品遠多於我們的進口量。
與此同時，我們把富餘的產品投資海外，結果我們的淨投資額，即以我們持有的外國資產減去外國人持有的美國資產，從1950年的370億美元增長到了1970年的680億美元，(這是根據政府當時使用的計算方法得出的，當然政府後來又對計算方法進行了修改)。
當時，我們國家的“淨資產”總值既包括了國內的所有財富，同時也包括了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相當一部分財富。
另外，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由於當時的美國持有其他國家大量資產，美國完全處於淨所有人的地位，所以我們意識到建立在貿易盈餘之上的淨投資收入，已經成為了投資資金的第二大來源。
我們國家的財政狀況與個人的情況相類似，個人一方面會把自己的部分工資存起來，另一方面則會利用從現有儲蓄中得到的分紅進行再投資。
到了1970年代末，這種貿易形勢發生了逆轉，貿易逆差出現了，最初的逆差額約占GDP的1%，這種情況並不算糟，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的淨投資收入仍然是正值。
實際上，如果以複利方式計算我們仍然在盈利，我們的淨資產結餘在1980年達到了3600億美元的歷史峰值。
然而，從那以後我們就走起了下坡路，而且在近五年中下降之勢還在迅速加快。
如今，我們的年均貿易逆差額已經超過了GDP的4%。
同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世界其他地區擁有的美國資產已經比我們擁有的其他國家資產多了2.5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大得驚人。
這2.5萬億美元的資產中，有一部分投在了借據憑證上，即美國的債券，其中既有政府債券也有私營企業債券，還有一部分資金則投入了地產和股票等資產。
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做派就有如一個擁有萬頃良田的大富之家。為了能消費我們生產能力所不能滿足的這4%的商品，也就是我們的貿易逆差，我們每天都在出售農場的土地，而且我們拿現有資產所做的抵押也在一天天增加。
為了能正確審視外國人擁有的這2.5萬億美元淨資產，我們拿它與價值12萬億美元的公開發售的美國股票，或者是具有相同價值的美國住宅用房地產，再或者是我所預計的總額達50萬億美元的國家財富相比較。
比較的結果顯示，已經被轉往海外的資產非同小可，以國家財富為例，它占到了其中的5%。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按照貿易逆差目前的發展速度來看，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將以每年5000億美元的速度繼續增長，也就是說這種逆差每年都會使外國人手中的美國國家財富增加1個百分點。
隨著這種淨資產的逐步增加，我們的年均淨投資收入也將不斷流失。
結果是，我們得向世界其他地區支付越來越多的股票分紅和利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收取分紅和利息。我們已經進入了綜合收入出現虧損的階段。
再見，快樂時光，你好，艱辛歲月。
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告訴我們，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長期承受數額巨大、持續增長的貿易逆差。
當貿易逆差積累到某一點時，清算的時刻也就到了，我們國家無節制的快樂消費將因為匯率的調整，以及債權國不願接受揮霍無度者無限制簽發的借據而終止。
而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過，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許多肆意揮霍的國家由於突然失去貸款，已經苦苦掙扎了幾十年。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非常特殊。實際上，我們今天能為所欲為是因為我們過去的財政狀況非常好，再加上我們富甲四方。
我們的債權人既沒有懷疑我們的償債能力，也沒有對我們的還款意願產生疑忌，而且我們還有無數令人滿意的資產可供我們交換消費品。
換言之，憑著我們的國家信用卡，我們可以購買數量驚人的商品。但是這張信用卡是有最高貸款限額的。
這種以資產換消費品的交易現在就該停止，而且我還為終止這種交易制定了計畫。
我的解決辦法非常巧妙，它其實就是一種關稅，只是名目不同而已。
但這是吸收了大部分自由市場精髓的關稅，它既不對具體行業實施保護，也不懲罰某個國家，更不會引發貿易戰。
這項計畫將擴大我們的出口，同時還很有可能增加全世界的貿易總量。按照該計畫，我們可以在美元不貶值的情況下實現貿易收支平衡，否則的話我相信美元幾乎註定要貶值。
為了實現貿易收支平衡，我們將向美國所有的出口商發放一種我所說的“進口許可證”，其數額與他們以美元計的出口額相等。
每個出口商將相應地把進口許可證，賣給那些希望把商品進口到美國的相關各方，無論是外國的出口商抑或是本地的進口商。
例如，進口商要進口100萬美元的商品，他就需要有進口許可證，而進口許可證正是100萬美元出口商品的副產品。如此一來，貿易平衡自然也就得以實現。
由於我們每月的出口總量大約為800億美元，因此我們就要發放巨額的等量進口許可證，即每月800億份進口許可證，而且人們肯定會把這些許可證拿到極其活躍的流動市場中進行交易。
至於哪些希望把商品出口到我們國家的出口商將得到這些許可證，以及他們願意以多高的價格購買許可證，都將由市場競爭來決定（在我想來，許可證的使用期限應該要短，大概在半年左右，這樣投機分子就不會有興趣囤積居奇了）。
為了能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假定每張進口許可證的售價為10美分，即每一美元出口商品的背後都有10美分的盈餘。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個數位就意味著，美國的生產商把自己的商品拿到出口市場上銷售所獲得的收入要比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多10%，這10%的盈利即來自出售進口許可證。
在我看來，許多出口商會把這筆收入看作是成本的削減，這樣它們就會降低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售價。日用類產品將尤為支撐這種措施。
例如，如果鋁在國內市場上的售價是66美分/磅，而進口許可證的價格是鋁價的10%，那麼國內的鋁生產商在國際市場上能夠以60美分/磅的價格(加上運輸費)銷售，與此同時生產商還能獲得正常的利潤率。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產品將變得極具競爭力，出口也將擴大。照此發展，美國的就業機會也將有所增加。
當然，那些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外國廠商將面臨更加艱難的經濟形勢。但是，無論採取什麼樣的貿易解決方案，毫無疑問，解決方案必將出臺，它們都得直面這個問題，正如赫伯斯坦所言：
如果某件事情無法永遠運轉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採用進口許可證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讓那些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國家獲得極大的靈活性，因為這項計畫並沒有使某個具體行業或某種具體產品處於不利的位置。
自由市場將最終決定哪些產品會銷往美國，以及由誰來銷售。而進口許可證只是決定了所售產品的美元累計總量。
為了清楚地說明在進口方面究竟會出現哪些情況，我們以進口商按2萬美元的價格進口的轎車為例。按照新的計畫並且假設進口許可證的售價為車價的10%，那麼進口商的成本將升至2.2萬美元。
如果市場對這款轎車的需求非常旺盛，進口商則能夠輕鬆地把這筆成本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
然而，在通常情況下，市場競爭的作用會要求外國製造商即便不承擔2000美元進口許可證的全部費用，也要分擔一部分相關成本。
當然，在這個進口許可證計畫中並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公民也必將為此承擔部分負面後果。
絕大部分進口商品的價格將會上漲，而且那些具有競爭力的國產商品也將漲價。無論是從整體利益，還是從局部利益來看，進口許可證的成本都會像稅收一樣作用在消費者身上。這是個嚴重的倒退。
然而，不論是讓美元不斷貶值，或者對具體產品加征關稅，抑或是對進口商品發放配額（在我看來，借助這些措施取得成功的幾率很小）都同樣存在著缺陷。
我們會因為目前進口產品的漲價而承受一定的痛苦，但如果我們聽任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額度，拿自己國家的淨資產去做交換，我們同樣會承受痛苦，而且與後者相比較，前者的痛苦幾乎算不了什麼，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進口許可證很快就會讓美國走上貿易收支平衡的軌道，儘管與當前的進口水準相比較，這種收支平衡會有所下降，但它卻優於當前的出口水準。
雖然說哪個行業最終能夠通過“比較優勢”的考驗是由自由市場來決定的，但是進口許可證仍將適度幫助美國的各個產業提高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這種方法不會被那些淨出口國所效仿，因為它們採取進口許可證制度毫無意義。那麼主要的出口國會在其他方面採取報復性措施嗎？
這個計畫會引發另一場史慕德-哈利(Smoot-Hawley)關稅大戰嗎？(美國總統胡佛于1930年6月簽署“史慕德-哈利法案”，觸發了全球貿易報復行動，導致世界貿易迅速滑落)，幾乎不會。
在“史慕德-哈利法案”的時代，我們享有不合理的貿易順差，而且我們希望予以維持。如今我們遭受著嚴重的貿易逆差而且世界各國都認為我們應該糾正這個錯誤的局面。
幾十年來，世界各國一直在與形式多樣、錯綜複雜的懲罰性關稅、出口補貼、配額和盯住美元的匯率等現象做鬥爭。長期以來，那些試圖積聚巨額貿易順差的出口大國都採取了許多抑制進口、鼓勵出口的措施，但是至今仍未爆發過大規模的貿易戰。
一項促使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債務國實現收支平衡的建議，肯定不會令某個國家陷於經濟崩潰。
世界出口大國在過去一直表現得較為理智，它們將來仍會如此，但與以往一樣，它們也會試圖讓我們相信，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它們會採取完全不同的行動。
實行進口許可證計畫後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在經過一些初期的調整後，出口國將把它們的聰明才智用於鼓勵從我國進口商品。
讓我們從中國的角度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目前中國每年向我們出口價值約14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而僅從我們這裡購買25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一旦實施了進口許可證制度，中國可能採取的措施之一是每年購買1150億份許可證，以彌補這個缺口。
但是，它也可能做出另一種選擇，即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以降低對進口許可證的需求，或者增加從我們這兒購買的商品數量。而後一種選擇對中國來說可能最為適合，而且我們也希望它實施這一舉措。
如果我們的出口得以增加，進口許可證的供應量將因此而擴大，那麼進口許可證的市場價格也將隨之下降。
實際上，如果我們的出口能夠顯著增加，進口許可證就會變得毫無價值，而這個計畫也將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意義。當世界出口大國意識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已經在所難免時，它們可能會立即取消正在實行的抑制從我國進口商品的機制。
一旦我們開始實行進口許可證計畫，我們也許要經歷幾年過渡期，在此期間我們會故意製造小額的貿易逆差，當我們逐步向著自己的目標邁進時，這種貿易逆差將説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做出調整。
在執行這項計畫的同時，我們的政府可以每月公開拍賣一些“獎勵性”的進口許可證，抑或是直接將它們贈與那些需要擴大出口額的欠發達國家。
我們可以把第二種選擇看成一種對外援助，這種形式的對外援助可能會取得明顯成效，而且會很受歡迎。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需要再次提醒諸位，我曾經喊過狼來了。一般來說，美國的災難預言家的平均成功率很低。我們的國家一直都嘲笑那些對國家經濟潛力和我們的活力持懷疑態度的人。
許多悲觀的預言家完全低估了激發我們克服困難的動力，而這些困難一度顯得非常兇險。實際上，我們的國家依然非常強盛，而我們的經濟也同樣欣欣向榮。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貿易逆差這個問題上，我們正面臨著困難，它將全面考驗我們尋找解決辦法的能力。美元逐步貶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不錯，美元貶值會在某種程度上減少我們的貿易逆差，但它卻不足以阻止我國的淨資產外流或是減少我們的投資收入逆差。
也許還有其他解決辦法比我的更合理。但是，一廂情願的癡心妄想，以及時常與它做伴的各種幼稚想法，卻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列。
從我現在的觀點來看，採取行動阻止國家財富外流勢在必行，而進口許可證計畫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有效辦法，而且我們因此所承受的痛苦也最少。
我只請大家牢記，這並不是個無所謂的小問題：舉例來說，按照目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美國進行淨投資的速度，我們公開交易的股票中，每年會有4%被它們購買和儲存起來。
在評估伯克希爾的商業選擇時，我的合夥人查理·芒格提出建議，他諧諧的祝願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只想知道我將死在何處，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裡了。
我國的貿易政策制定者應該把他的警告引以為誡，切勿重蹈揮霍島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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